九月的第一天，秦墨去了法学院。他没有报名，他只是来听的。沈牧之说第一堂课，你来吧。他说好。
法学院在本市大学的老校区，一栋灰色的五层楼房，门口有两棵银杏树，叶子还绿著，但边缘已经开始泛黄了。秦墨把车停在校园里，走了进去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墙上贴著各种通知和海报。他找到阶梯教室，推开门，从最后一排溜进去，靠著墙坐下来。
教室很大，能坐两百人。来的人不多，稀稀落落地坐著。有人在看手机，有人在聊天，有人在翻课本。秦墨把咖啡放在桌面上，靠著椅背，等著。
沈牧之从侧门走进来的时候，教室里安静了一下。他穿著一件深蓝色的衬衫，没有打领带，袖子卷到手肘。手里拿著一个教案夹，走到讲台前，把教案放下。他站在那里，看著下面的学生。一百多个陌生的面孔，有的在看他，有的还在看手机。
他打开教案。第一页上写著两个字：“真相。”他看了很久。教室里更安静了。有人把手机收起来了。
沈牧之抬起头。“我叫沈牧之。这学期，我们讲证据。”
他翻开第二页。“什么是证据？法律上说，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。人证、物证、书证、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。这些都是证据。但证据不只是这些。证据是你看到的东西，你听到的东西，你闻到的东西。是你站在那里，看到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，听到骨头碎的声音，闻到血的味道。这些，也是证据。”
秦墨坐在最后一排，靠著墙，看著沈牧之的背影。他想起方诚。方诚也站在讲台上过吗？不，方诚是律师，不是老师。但他教过陈默，教过陆鸣，教过张明远。他教他们怎么活著。这也是老师。
沈牧之继续讲。“我做了八年律师。刑事辩护。我帮人打官司，帮人脱罪。我从来不问当事人『你做了没有』。我只问『警方有什么证据』。这是我的职业。我做了八年，没有输过一场官司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“但我输了。输给了一个人。他叫方诚。他是一个律师，也是我的合伙人。他用了十年时间，把恆远地產的所有罪行都查了出来。他找到了证据，找到了证人，找到了那些埋在地下二十年的人。然后他死了。他用他的命，换了所有人的生。”
教室里很安静。没有人看手机了。所有人都看著沈牧之。
“方诚说过一句话——『真相不是终点，是起点』。我以前不懂。我以为真相就是真相，查到了就结束了。但不是。真相是起点。是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的起点，是那些终於可以安息的人的起点，是那些还活著、还要继续往前走的人的起点。”
他翻开第三页。“这学期，我们不只讲法律上的证据。我们讲——怎么找到真相。怎么在没有人告诉你的时候，自己去找。怎么在所有人都不让你找的时候，还要找。怎么在找到了之后，把它交出去。”
秦墨坐在最后一排，喝了一口咖啡。苦的。他没有加糖。沈牧之的声音在教室里迴荡，不高不低，每一个字都很清楚。
“我认识一个人。他是一个警察。他从重案组被调到了档案室，因为他在办案的时候违反了程序。他私自转移嫌疑人，未经批准接触涉案人员，私下录音。这些事，每一件都够他受处分的。他被记了大过，免了职，调到了档案室。但他没有停。他还在查。他查了半年，查了十个项目，十个失踪的人。他把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，一个一个地告知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“他今天也来了。坐在最后一排。”
教室里的人转过头，看著最后一排。秦墨坐在那里，手里拿著咖啡，靠著墙。他没有站起来，也没有点头。只是坐在那里，看著沈牧之。
沈牧之笑了。“他不喜欢被人看。我们继续上课。”
他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字：“证据。”粉笔字写得很端正，一笔一画。
“这学期，我们从这两个字开始。”
秦墨坐在最后一排，把咖啡喝完。他听著沈牧之讲课。沈牧之讲得很慢，每一个概念都举例子。他讲人证，讲了赵德胜。他讲物证，讲了刘志强的日记。他讲书证，讲了恆远地產与化工厂的合同。他讲视听资料，讲了方诚拍的那些照片。他讲电子数据，讲了刘志强电脑里的记录。他讲得很细，把每一个案子都拆开来讲。怎么发现的，怎么查到的，怎么证实的。学生听得很认真，有人在记笔记，有人在提问。
秦墨没有记笔记。他不需要记。那些案子，他都知道。那些人，他都见过。那些证据，他都摸过。他只是坐在那里，听著。
下课铃响了。沈牧之合上教案。“今天就到这里。下周同一时间，我们讲证据链。”
学生陆续走了。秦墨站起来，走到讲台前。沈牧之在收拾东西，看到他，抬起头。
“怎么样？”
“挺好。”
“你坐得住？”
“坐住了。没睡著。”
沈牧之笑了。他把教案夹在腋下，两个人走出教室。走廊里很安静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个一个光斑。
“你下周还来吗？”沈牧之问。
“来。反正也没什么事。”
“档案室呢？”
“老周在。有案子他会叫我。”
两个人走出教学楼，站在门口。银杏树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晃，阳光照在叶子上，绿得发亮。
“沈牧之，”秦墨说，“你刚才在课上讲的那些——方诚的事，恆远地產的案子。你为什么要讲这些？”
沈牧之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因为有人要记住。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，他们记住了。方诚记住了。我记住了。但他们会老的。我也会老的。需要有人接下去。”
“你才四十。”
“四十了。方诚死的时候，三十八。”
秦墨没有说话。两个人站在银杏树下，风吹过来，叶子沙沙响。
“秦墨，你还会查吗？”
“查。档案室里还有案子。2000年、1999年、1998年之前的。”
“查得到吗？”
“查不到就记著。记著那些没有名字的人。记著那些等不到的人。”
沈牧之看著他。“那要记多久？”
秦墨想了想。“一辈子。”
沈牧之点了点头。“我帮你记。”
两个人走出校园，站在门口。街上的人很多，有学生，有老师，有卖小吃的小贩。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“沈牧之，”秦墨说，“方诚的墓，你什么时候去？”
“下周日。他的生日。”
“我跟你一起。”
“好。”
秦墨上了车，发动引擎。他开出了校园，匯入了车流。经过中心广场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纪念碑。碑身还是那样白，底座下面的台阶空无一人。他没有停，继续开。
开到了档案室。老周在值班室里泡茶，看到他进来，把一杯茶推到柜檯上。
“回来了？”
“回来了。去听课了。”
“听什么课？”
“证据学。”
老周愣了一下。“你去听课？”
“嗯。沈牧之讲的。”
老周笑了。“他讲得好吗？”
“挺好。没睡著。”
老周把茶杯推过来。“喝口茶。刚泡的。”
秦墨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茉莉花茶，很烫，很香。
他上了楼，坐在办公室里。他打开抽屉，拿出那本笔记本。他翻到第一页，看著张志远的名字。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看著那些家属说的话。他看了很久。然后他合上笔记本，锁进抽屉里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巷子里，那只黄白花的猫蹲在垃圾箱旁边，舔著爪子。阳光照在围墙上，把墙上的裂缝照得一清二楚。他看著那只猫，看了一会儿。然后他转过身，回到桌前，打开另一本案卷。2000年的失踪案。一个叫刘大柱的人，在城北的一个工地上失踪了。那个工地不是恆远地產的，是另一家早就倒闭的公司。
秦墨翻开第一页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刘大柱的名字。
窗外，阳光越来越亮。巷子里，有人推著自行车走过，车铃叮咚响了一声。秦墨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。
他低下头，开始看那份案卷。
下午，沈牧之发来一条消息：“下周日的安排。早上九点，我去接你。先去买花，然后去公墓。”
秦墨回覆：“好。”
“方悦也来。她从老家过来。”
“好。”
“她问你，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。”
秦墨看著屏幕，想了很久。“不去了。你们吃。”
沈牧之没有再问。
秦墨把手机放在桌上，继续看案卷。刘大柱，三十五岁，瓦工。2000年春天失踪。案卷只有一页纸，报案人是他的妻子，叫王秀英。出警民警：马建国。结论：“可能自己走的。”
秦墨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圈，写上“未告知”。然后他查了王秀英的地址。城北，一个老小区。他站起来，拿起车钥匙，走出办公室。
他下了楼，老周在值班室里抬起头。“又出去？”
“嗯。去一趟城北。”
“找谁？”
“刘大柱的妻子。”
老周沉默了一会儿。“2000年那个？”
“对。”
“还查？”
“查。能查到的，都查。”
老周点了点头。“去吧。”
秦墨走出档案室，上了车。城北的老小区在郊区，开车要四十分钟。他到了之后，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栋楼。六层的红砖楼，外墙的水泥已经发黑了。他上了三楼，敲了302的门。没有人应。他又敲了敲。隔壁的门开了，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。
“你找谁？”
“王秀英。刘大柱的妻子。”
“老王啊。搬走了。去年搬的。”
“搬哪里了？”
“不知道。她儿子来接的。她身体不好，去跟儿子住了。”
“她身体怎么了？”
“肺不好。咳了好几年了。她男人失踪之后，她就一直咳。”
秦墨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她儿子叫什么？住哪里？”
“不知道。她就说『去儿子那』，没留地址。”
秦墨点了点头。“谢谢。”
他走出小区，上了车。坐在驾驶座上，他没有立刻发动。王秀英搬走了。他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他不知道她还等不等。他拿出笔记本，在刘大柱的名字旁边写了一行字：“妻子搬走，地址不详。未告知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，靠在椅背上。窗外，阳光照在老小区的楼上，把墙上的裂缝照得一清二楚。他发动了车子，开回了档案室。
老周在值班室里，看到他进来，把一杯茶推到柜檯上。
“找到了？”
“没有。搬走了。不知道去哪里了。”
老周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又一个等不到的。”
秦墨上了楼，坐在办公室里。他打开笔记本，看著刘大柱的名字。在旁边又加了一行字：“等不到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，锁进抽屉里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巷子里，那只黄白花的猫不在了。垃圾箱旁边空荡荡的。他看著那个空位置，看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回到桌前，打开另一本案卷。1999年的失踪案。一个叫李大山的人，在城东的一个工地上失踪了。
他翻开第一页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李大山的名字。
窗外，天暗了。路灯亮起来，照著围墙和巷子。秦墨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。他低下头，开始看那份案卷。
法学院在本市大学的老校区，一栋灰色的五层楼房，门口有两棵银杏树，叶子还绿著，但边缘已经开始泛黄了。秦墨把车停在校园里，走了进去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墙上贴著各种通知和海报。他找到阶梯教室，推开门，从最后一排溜进去，靠著墙坐下来。
教室很大，能坐两百人。来的人不多，稀稀落落地坐著。有人在看手机，有人在聊天，有人在翻课本。秦墨把咖啡放在桌面上，靠著椅背，等著。
沈牧之从侧门走进来的时候，教室里安静了一下。他穿著一件深蓝色的衬衫，没有打领带，袖子卷到手肘。手里拿著一个教案夹，走到讲台前，把教案放下。他站在那里，看著下面的学生。一百多个陌生的面孔，有的在看他，有的还在看手机。
他打开教案。第一页上写著两个字：“真相。”他看了很久。教室里更安静了。有人把手机收起来了。
沈牧之抬起头。“我叫沈牧之。这学期，我们讲证据。”
他翻开第二页。“什么是证据？法律上说，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。人证、物证、书证、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。这些都是证据。但证据不只是这些。证据是你看到的东西，你听到的东西，你闻到的东西。是你站在那里，看到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，听到骨头碎的声音，闻到血的味道。这些，也是证据。”
秦墨坐在最后一排，靠著墙，看著沈牧之的背影。他想起方诚。方诚也站在讲台上过吗？不，方诚是律师，不是老师。但他教过陈默，教过陆鸣，教过张明远。他教他们怎么活著。这也是老师。
沈牧之继续讲。“我做了八年律师。刑事辩护。我帮人打官司，帮人脱罪。我从来不问当事人『你做了没有』。我只问『警方有什么证据』。这是我的职业。我做了八年，没有输过一场官司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“但我输了。输给了一个人。他叫方诚。他是一个律师，也是我的合伙人。他用了十年时间，把恆远地產的所有罪行都查了出来。他找到了证据，找到了证人，找到了那些埋在地下二十年的人。然后他死了。他用他的命，换了所有人的生。”
教室里很安静。没有人看手机了。所有人都看著沈牧之。
“方诚说过一句话——『真相不是终点，是起点』。我以前不懂。我以为真相就是真相，查到了就结束了。但不是。真相是起点。是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的起点，是那些终於可以安息的人的起点，是那些还活著、还要继续往前走的人的起点。”
他翻开第三页。“这学期，我们不只讲法律上的证据。我们讲——怎么找到真相。怎么在没有人告诉你的时候，自己去找。怎么在所有人都不让你找的时候，还要找。怎么在找到了之后，把它交出去。”
秦墨坐在最后一排，喝了一口咖啡。苦的。他没有加糖。沈牧之的声音在教室里迴荡，不高不低，每一个字都很清楚。
“我认识一个人。他是一个警察。他从重案组被调到了档案室，因为他在办案的时候违反了程序。他私自转移嫌疑人，未经批准接触涉案人员，私下录音。这些事，每一件都够他受处分的。他被记了大过，免了职，调到了档案室。但他没有停。他还在查。他查了半年，查了十个项目，十个失踪的人。他把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，一个一个地告知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“他今天也来了。坐在最后一排。”
教室里的人转过头，看著最后一排。秦墨坐在那里，手里拿著咖啡，靠著墙。他没有站起来，也没有点头。只是坐在那里，看著沈牧之。
沈牧之笑了。“他不喜欢被人看。我们继续上课。”
他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字：“证据。”粉笔字写得很端正，一笔一画。
“这学期，我们从这两个字开始。”
秦墨坐在最后一排，把咖啡喝完。他听著沈牧之讲课。沈牧之讲得很慢，每一个概念都举例子。他讲人证，讲了赵德胜。他讲物证，讲了刘志强的日记。他讲书证，讲了恆远地產与化工厂的合同。他讲视听资料，讲了方诚拍的那些照片。他讲电子数据，讲了刘志强电脑里的记录。他讲得很细，把每一个案子都拆开来讲。怎么发现的，怎么查到的，怎么证实的。学生听得很认真，有人在记笔记，有人在提问。
秦墨没有记笔记。他不需要记。那些案子，他都知道。那些人，他都见过。那些证据，他都摸过。他只是坐在那里，听著。
下课铃响了。沈牧之合上教案。“今天就到这里。下周同一时间，我们讲证据链。”
学生陆续走了。秦墨站起来，走到讲台前。沈牧之在收拾东西，看到他，抬起头。
“怎么样？”
“挺好。”
“你坐得住？”
“坐住了。没睡著。”
沈牧之笑了。他把教案夹在腋下，两个人走出教室。走廊里很安静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个一个光斑。
“你下周还来吗？”沈牧之问。
“来。反正也没什么事。”
“档案室呢？”
“老周在。有案子他会叫我。”
两个人走出教学楼，站在门口。银杏树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晃，阳光照在叶子上，绿得发亮。
“沈牧之，”秦墨说，“你刚才在课上讲的那些——方诚的事，恆远地產的案子。你为什么要讲这些？”
沈牧之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因为有人要记住。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，他们记住了。方诚记住了。我记住了。但他们会老的。我也会老的。需要有人接下去。”
“你才四十。”
“四十了。方诚死的时候，三十八。”
秦墨没有说话。两个人站在银杏树下，风吹过来，叶子沙沙响。
“秦墨，你还会查吗？”
“查。档案室里还有案子。2000年、1999年、1998年之前的。”
“查得到吗？”
“查不到就记著。记著那些没有名字的人。记著那些等不到的人。”
沈牧之看著他。“那要记多久？”
秦墨想了想。“一辈子。”
沈牧之点了点头。“我帮你记。”
两个人走出校园，站在门口。街上的人很多，有学生，有老师，有卖小吃的小贩。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“沈牧之，”秦墨说，“方诚的墓，你什么时候去？”
“下周日。他的生日。”
“我跟你一起。”
“好。”
秦墨上了车，发动引擎。他开出了校园，匯入了车流。经过中心广场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纪念碑。碑身还是那样白，底座下面的台阶空无一人。他没有停，继续开。
开到了档案室。老周在值班室里泡茶，看到他进来，把一杯茶推到柜檯上。
“回来了？”
“回来了。去听课了。”
“听什么课？”
“证据学。”
老周愣了一下。“你去听课？”
“嗯。沈牧之讲的。”
老周笑了。“他讲得好吗？”
“挺好。没睡著。”
老周把茶杯推过来。“喝口茶。刚泡的。”
秦墨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茉莉花茶，很烫，很香。
他上了楼，坐在办公室里。他打开抽屉，拿出那本笔记本。他翻到第一页，看著张志远的名字。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看著那些家属说的话。他看了很久。然后他合上笔记本，锁进抽屉里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巷子里，那只黄白花的猫蹲在垃圾箱旁边，舔著爪子。阳光照在围墙上，把墙上的裂缝照得一清二楚。他看著那只猫，看了一会儿。然后他转过身，回到桌前，打开另一本案卷。2000年的失踪案。一个叫刘大柱的人，在城北的一个工地上失踪了。那个工地不是恆远地產的，是另一家早就倒闭的公司。
秦墨翻开第一页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刘大柱的名字。
窗外，阳光越来越亮。巷子里，有人推著自行车走过，车铃叮咚响了一声。秦墨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。
他低下头，开始看那份案卷。
下午，沈牧之发来一条消息：“下周日的安排。早上九点，我去接你。先去买花，然后去公墓。”
秦墨回覆：“好。”
“方悦也来。她从老家过来。”
“好。”
“她问你，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。”
秦墨看著屏幕，想了很久。“不去了。你们吃。”
沈牧之没有再问。
秦墨把手机放在桌上，继续看案卷。刘大柱，三十五岁，瓦工。2000年春天失踪。案卷只有一页纸，报案人是他的妻子，叫王秀英。出警民警：马建国。结论：“可能自己走的。”
秦墨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圈，写上“未告知”。然后他查了王秀英的地址。城北，一个老小区。他站起来，拿起车钥匙，走出办公室。
他下了楼，老周在值班室里抬起头。“又出去？”
“嗯。去一趟城北。”
“找谁？”
“刘大柱的妻子。”
老周沉默了一会儿。“2000年那个？”
“对。”
“还查？”
“查。能查到的，都查。”
老周点了点头。“去吧。”
秦墨走出档案室，上了车。城北的老小区在郊区，开车要四十分钟。他到了之后，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栋楼。六层的红砖楼，外墙的水泥已经发黑了。他上了三楼，敲了302的门。没有人应。他又敲了敲。隔壁的门开了，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。
“你找谁？”
“王秀英。刘大柱的妻子。”
“老王啊。搬走了。去年搬的。”
“搬哪里了？”
“不知道。她儿子来接的。她身体不好，去跟儿子住了。”
“她身体怎么了？”
“肺不好。咳了好几年了。她男人失踪之后，她就一直咳。”
秦墨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她儿子叫什么？住哪里？”
“不知道。她就说『去儿子那』，没留地址。”
秦墨点了点头。“谢谢。”
他走出小区，上了车。坐在驾驶座上，他没有立刻发动。王秀英搬走了。他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他不知道她还等不等。他拿出笔记本，在刘大柱的名字旁边写了一行字：“妻子搬走，地址不详。未告知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，靠在椅背上。窗外，阳光照在老小区的楼上，把墙上的裂缝照得一清二楚。他发动了车子，开回了档案室。
老周在值班室里，看到他进来，把一杯茶推到柜檯上。
“找到了？”
“没有。搬走了。不知道去哪里了。”
老周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又一个等不到的。”
秦墨上了楼，坐在办公室里。他打开笔记本，看著刘大柱的名字。在旁边又加了一行字：“等不到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，锁进抽屉里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巷子里，那只黄白花的猫不在了。垃圾箱旁边空荡荡的。他看著那个空位置，看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回到桌前，打开另一本案卷。1999年的失踪案。一个叫李大山的人，在城东的一个工地上失踪了。
他翻开第一页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李大山的名字。
窗外，天暗了。路灯亮起来，照著围墙和巷子。秦墨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。他低下头，开始看那份案卷。